天空之眼（国语版）

        从来没有这么急切地，希望一个大饼摊上的所有大饼，能够被尽快卖掉，因为，它的摊主，是一个闯入军方反恐行动打击范围内的小女孩。
        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过参与过这种主题讨论了：如果正常铁道上有九个小孩在玩耍，而废弃铁道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进站的火车已经来不及刹车，做为车站员工的你，是否该把铁道切换，让火车冲上废弃铁道；如果轮船沉没，十个生还者凭借救生艇漂流在茫茫海上，而获救之日还遥遥无期，要不要杀掉其中一个作为粮食，让其余九个人多挨片刻？
        《天空之眼》（Eye in the Sky）把这种伦理和道德困境变成了现实，凯瑟琳上校和她的同事，已经追踪一群恐怖分子达六年之久，终于等到他们进入同一所房子，并且看到他们正在筹备自杀式炸弹袭击，可以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地发射“地狱火”导弹，将他们歼灭时，有一个小女孩，却在那所房子的墙外摆起了大饼摊。根据军方安全专家的估算，一旦导弹爆炸，她被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65%。所有指挥、执行行动的人，包括官方的法律顾问，开始拷问、纠结、估算、博弈。
        但我想到另一种可能，如果这是一个游戏呢？如果这是一个反恐游戏呢？我们在电脑屏幕前，看着恐怖分子已经走进打击区域，而小女孩在墙外提篮叫卖，面对一群数字人物，我们会否有那么难以选择，会否有那么强烈的道德感，迟迟不肯敲下发射键？
        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天空之眼》 的画面感觉，酷似游戏。不论是空中监控设备的俯瞰视角，还是甲壳虫等等小型入户监控设备无死角移动的视角，还是军方分析员所使用的面部识别程序、炸弹伤害分析程序，都让《天空之眼》酷似一场反恐游戏。我们就是上帝，就是全能的操控者，就是天空之上的那双眼睛。所以，《天空之眼》让我想起的，倒不是任何反恐电影，而是《安德的游戏》，游戏里发生的一切，对操控游戏的人是假的，而对游戏中人（数字人物或许并不是虚拟的，也许自有生命和情感）来说，却是真的。
        事实上，对人类精英，对军界高层和政客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按下发射键，没有那么难。犹如斯大林的名言：“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到底是要一个小女孩子死，还是要八十个人因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而死，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他们考虑的，只是舆论、民意、支持率，“如果让恐怖分子出去实施了自杀式爆炸，我们就赢得了人心，但如果我们因为附带伤害而炸死了那个小女孩，那他们就能获得了谈资。”而他们做出决定的方式，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慎重，国务卿正在国外访问，吃坏了肚子，只想赶紧下个指令，好回到马桶上；总统在中国访问，正在和中国的乒乓球小将打一场友谊赛，他很简单地做出了发动袭击的决定，随后面色轻松地回到了球桌旁。
        所幸这不是游戏，在作战指挥室担任指挥的，在一边担任法律顾问的，以及最终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情感、思想，有自己的世俗身份，也要承担世俗后果。他们没有单向度地接受命令，而是一个一个、一层一层，从自己的角度，发表了反对意见，官方的法律顾问，从头到尾在反对袭击，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军人，甚至临场抗命，就如电影《十二怒汉》中所说：“必须有人反对，基于慎重对待生命的原则。”必须要反对，哪怕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些微小的反对、拖延，让袭击被推迟了，从将军到发射员，都只好再等一等，希望局势发生微妙变化，他们无法干预小女孩的行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饼以自然的速度自然地卖掉。尽管他们的努力，最后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他们的努力本身，就避免了让恐怖分子赢得战争，因为，如果他们让无辜者死去，他们就变得和恐怖分子一样了。
        为了让他们更像活生生的人，剧本给几个主要人物，设置了一些职业之外的生活细节。开场，凯瑟琳被丈夫的呼噜吵醒，无奈出去遛狗，这一幕甚至让人以为这并不是什么反恐故事，直到她穿上制服，我们才知道她的身份；紧接着，将军给女儿买错了洋娃娃，导致女儿不满，不得不让下属去解决。所有这些细节，简洁、高效，都赋予这些人物真实的质地。
        但诡异的是，这又分明是一部电影，或者说，一部真实感更强的游戏。所有人的身份、来历、立场、道德感，以及他们作为人的真实质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他们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是经过设计的。所有的情节，如何推动剧情，会引起什么样的讨论，在这个电影还只是纸上梗概的阶段，就已经经过反复讨论，都已经被估算过了。为了政治正确，主要的恐怖分子，甚至被设定为白人，来自英国和美国。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反对，他们的热泪盈眶，都是假的。所有这些，和游戏并无两样，比游戏更可怕的是，游戏会多几种选择，面对电影，我们的选择只能有一种。
        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在发射导弹时有丝毫犹豫，没有人在疯狂印刷货币的时候，有丝毫罪恶感，没有困境，没有道德挣扎，既已获得操控一场游戏的权力，没有人会轻言放弃。
        我们，都只是这场游戏中的游戏人物。

大概浏览了一下各位的影评，分歧很大，评价也很极端，我想这也是伟大影片的特点吧！我也来凑个热闹，从做决策的角度来谈谈我的看法：

整片向我们展示了典型的欧美决策过程，因为本人一直在美企工作，所以对这种欧美决策过程非常熟悉，基本上是各方角力，互相制约，互相平衡，算是民主的精髓。在欧美的决策体系里面，决策者不能随意做决定，必须根据各种process，来一起review decision，最好是mutual decision，所有人都同意，所有人都拖下水；不然就会变成独裁统治。

在本片中，决策者是minister，必须征求各方意见，legal，political，military，supervisor（secretary、prime minister）。在这个过程中，military立场坚定支持发射，political adviser立场坚定不发射，legal立场不定，领导则不愿意或者害怕做决定。

通常情况下，假如意见不一致，决策者会说我们下周再开会讨论吧。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的，一个决定经常拖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但在这次会议中，决定迫在眉睫，决策者不能说下周再说，所以被各方紧密push。

当你不是决策者的生活，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即便是mutual decision，也需要决策者承担责任。但是决策者需要考虑各种决定的后果，会不会下台，会不会刑事审判，会不会以后活在阴影中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决策者的决定很难用对错来衡量，只能做当时最好的决定。假如发射，从military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political adviser来看，是完全错误的。

下面在分析一下political adviser和military：

political adviser站在道德和政治的角度，虽然她口口声声说她可以承担责任，问题是她真的可以吗？假如人体炸弹砸死80个人，她能承担的了吗？当然，她可以把这个80个人的死亡推给恐怖分子，来引导民众舆论制造政治影响力。假如刚好她的女儿死在80个人里面，她会不会支持发射呢？

同时，另外一个角度：她也是对的，假如全世界都知道英美可以为了炸掉恐怖分子同时把你的孩子炸死，你还愿意支持自己选举的政府还是支持恐怖分子？

所以本片的第一句话就是：in war,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 假如民众知道这次发射，同时也造成了少量的平民伤亡，民众应该会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反恐胜利。假如民众知道这次发射，同时谋杀了一个小女孩，民众会不会认为这个政府不可信任？会不会要求政府下台？会不会要求刑事诉讼？

回头在说military，大家在家穿着睡衣的时候都表现的非常人性化，喜欢小狗和小孩，但是一穿上军装，工作起来，只会考虑逻辑，算计投入产出比和后果。military辛辛苦苦追踪了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终于抓到了头号恐怖分子，而且马上就要进行新一轮的人体炸弹恐怖袭击，牺牲一个平民换来80几个人的生存，逻辑很简单，决定也很简单。。。

但是从另外角度来看，假如真的像political adviser说的，今天你炸死了一个小孩，和几个恐怖分子，但是小孩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恐怖分子？会不会更多的人会变成恐怖分子？会不会产生一个800人或者更多人的的恐怖袭击？

所以，假如发射影片不外泄，truth不被人知道，这应该就是一次伟大的反恐行动，于是minister就做了最后的决定。但是没有人知道未来，假如有个斯诺登 or political adviser or 那2个小士兵出来把影片泄露？或许因此，真的有更多的恐怖分子？

所以，在欧美这种体系里面，做决定真的很难。。。我的美国企业里面做项目也一样很难，有各种各样的process，不能违反FCPA行贿，不能使用盗版等，必须所有人同意才能继续等等。

BTW，有一点我不同意的就是：political adviser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他们都是为了保住位子，这个行动很disgraceful。我认为每个人都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而已。military 有自己的process和决定，不能说military是为了保住当前的位子而要去发射导弹。决策者考虑了各种风险后，当时做出了发射的决定，至少他没有像其他领导一样，根本就不愿意做决定，把责任推给下属，虽然minister也想把责任推给领导，但最终他还是做了决定，没人知道是好还是坏。虽然他也知道以后有可能被一帆风顺升职，也有可能被革职，判刑等等。

话说，某英美联合情报部门追踪到三名恐怖头目的下落，并准备用无人机导弹送他们上天。可就在此时，一名当地小女孩闯入了爆破范围，极可能因这次打击而丧命。

一个看似简单的反恐决策，由此上升为牵涉甚广的道德议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距离恐怖分子执行自杀爆炸越来越近，一群军人、政客和情报官唇枪舌战，坚持己见又推诿着责任，他们最终如何抉择？这是《天空之眼》的基本情节设定。

稍具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人类社会中不少道德困境是无解的，哪怕穷尽人类几千年的智慧也无济于事。

网上热门的欧美公开课，常用电车转轨杀一人救五人的经典案例，阐明这一结论。

《天空之眼》并非试图重申这一家喻户晓的常识，更不是要试图找一个人无我有的解答方案。它用全知的视角，高度客观地呈现一场反恐战争中的细部，把所有考量一一摆现出来，供观众辨认思考。

我们平常讨论道德困境，都是形而上，停留在理论假设中。大部分人生活中，几乎不可能遇到铁轨变道救人的机会，就像爱看推理小说的读者，极少会付诸实践谋取人命。但对于职业人员来说，反恐战争中的道德困境真真切切存在，并经常迫在眉睫，需要快速决断。

影片用了极细密的手法，从军事技术和政治程序入手，不带一丝保留地指明，不同于那些“最后一秒钟营救”的惊险片，许多道德困境，在现行体制下完全没有办法回避。小女孩是否该承受间接伤害，是经典的电车换轨难题的反恐变种，一样是两害难以抉择。

当年的引进大片《勇闯夺命岛》也有类似的困境，魔鬼岛上的80多名人质与整个洛杉矶的人口，必亡其一。当权者也经历了一番心理挣扎，但并不太久就做出了决定，最后更是英雄力挽狂澜，千钧一发之际两边保存。那样的设置，更适用于迈克尔·贝的爆米花，体现一缕现实的复杂性，但又不希望观众作太深入的思考，以免影响了欣赏烟花爆破的兴致。

面对无解的难题，当局者如何作答，并让世人看起来似乎达成了两全其美，这才是《天空之眼》的核心议题。

打击恐怖主义与规避间接伤害，两种倾向，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在传统动作片中，一个政客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惜牺牲一个孩子来完成反恐指标，必然是令人不齿的。

但《天空之眼》一换位思考，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害死一个小女孩，要承受刽子手的舆论压力，而放跑恐怖分子炸死多少人，毕竟不是我直接开的火，反而责任较轻，名誉较好，情势瞬间逆转，观众的道德天平也随之倾斜。

所以，现实中没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奋不顾身，无论怎么选择，反正占领不了道德高地，没有脸谱化的大义凛然的英雄，或是蝇营狗苟的人渣，这就是身处政治漩涡中人的真实处境。

《天空之眼》无意成为大学公开课的教材案例，它犹如一部错置的《十二怒汉》。《十二怒汉》是人人都想话事，恨不得别人都听自己的，是一个争篮板球的局面。《天空之眼》则是人人有立场，又希望决策并非来自自己，是一个踢皮球的过程，最后踢无可踢，各自做出让步，达成博弈均衡。

所以《十二怒汉》是强调理性的平民戏，用事实证据说话，也有情绪失控，但毕竟每个人都是真诚的。《天空之眼》充斥了圆滑的官僚气息，人人倾吐对自己有利的场面话，用法理情理道义做包装，试图置身事外地把局面导向自己希望看到的局面，展示了人性的虚伪。而这种虚伪，又无法归结为人性之恶，而是深谙了道德困境无解后，一种顺势而为的处事方式，是生存的本能。

不同于他们的上级，片中的两名无人机操作员是新手，身处指挥连的底层，只有他们更多地从良心出发做决定，可谁能保证若干年后，他们不会成为其他角色那样呢。影片巨细无遗展示的这个揪动人心的反恐个案，是千千万万反恐战争的缩影。

反恐前线捷报频传，文明世界欢欣鼓舞，可那些为之献祭的无辜者，只能在少数知情者心中停留。开不开火的道德困境，终究无解，人类转而思考，如何承受代价可以令自己好受一些，遗憾的是，从《天空之眼》来看，这个答案也至今欠奉。

全片的题眼之一是“没人比军人更清楚战争的伤害”，学着去承受良心的指责，而不是对那个不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心存希望，是每个反恐者的入门一课。

影片在技术上也是无懈可击，导演加文·胡德以《黑帮暴徒》崭露头角后，漫改片《金刚狼》、太空歌剧《安德的游戏》不停尝试新题材。《天空之眼》是实时推进，即便没有《24小时》那样的倒计时，一样给人分秒争夺的紧迫感。

对白精炼，处处机锋，信息量密集又有条不紊地交代要领，一秒都不嫌多。狭小空间的场面调度十分出彩，无人机操控室、情报指挥室和会议室，几无冷场，飞蚊侦测更是令人手心汗。大小高潮落错有致，珠落玉盘般渐次抖出，扣人心弦全无松懈。

空袭前的最后谈判，节奏越崩越紧，通过室内平民视角和无人机上帝视角的交替，犹如一个持续加速的泵压机，不断将观众的情绪夯实，最后火光一现，将近90分钟的凝神屏息瞬间释放，展现了一流惊悚片把控力。相比之下，大多数摧枯拉朽的特效片顶多滋润一下眼球，无法唤起这份极致的心理爽感。（文/方聿南）

       豆瓣上很多影评都侧重于将本片归类为道德拷问的方向，无论是嘲弄西方的圣母情结还是理性分析军人在军事上的仁义是否正确，其实都是伦理学的层面在讨论本片。但这其实不是本片的主旨，导演的初衷其实非常明确：当一个群体——或民族或国家面临道德选择的时候，谁来为这个选择负责。
       小女孩——很多人争执她的智商或其他方法也可以救她——其实根本不是本片的关键。可以是小女孩，也可以是小婴儿（如果恐怖分子就花100美元给4个小女孩站在他们屋子的4个角做人肉盾牌你怎么办？），即便屋子里面穿炸弹背心的恐怖分子也比小女孩大不了多少。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可以是城管打死非法摆摊的孕妇，也可以是因为美国造就叙利亚内战而引起的大量难民，也可以是死囚强制器官捐助，中国经济滑坡或德国没有阻止希特勒上台。一个政策，一个民族的选择发挥作用势必会造成一个后果，而这个后果谁来承担。海伦米伦扮演的女上校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就没有一个人敢为自己的工作负责吗。”
       面对小女孩的出现，美国操作者提出道德问题，却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女上校渴望让每个人——不止是领导人——拿出点勇气，承担这个道德问题。先是整个政府团队，明显支持行动的占多数，但他们却不敢为自己的意见做背书。他们不停地找法律团队、外交团队甚至美国人来帮他们做决定。所有的人都支持他们的行动，但他们还是害怕。海伦米伦转向普通人，军事律师和风险评估员。军事律师立刻急了，“女上校，我只是一个律师，法律没有规定你不能这么做，但法律也保护你也保护小女孩。”这句话看起来是可以规避所有风险的回答，即，“我在这里只是告诉你行动的合法性，决定权可不在我，别想让我背黑锅。”风险评估员也非常恐惧，他只是个技术人员，他也没有能力评估确切数字，一切都是纸面的。女上校后来试图说动美国飞行员，但对方明显是新人，害怕背负道德审判。最后，女上校还是靠强权压迫了懦弱的技术人员，将风险数字降到50%以下来通过了行动。这就像是中国股市崩盘，股民赖证监会，证监会赖基金经理，基金经理赖公司业绩要求，最后国家抓了几个人，挂上牌子说这几个人造成了股市崩盘。没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支撑、个人投资人急功近利赌博心态、监管部门不作为的情况下，中国股市还会暴涨？这是需要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的自省，做了决定就需要承担责任。
        以上就是导演真正想表达的意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朋友会认为这是一个道德拷问的电影呢？因为导演也有这个想法。他自己并没有确定以哪个角度来拍摄故事，又希望讲述如上的政治决策故事，又害怕这样的故事太枯燥，怕观众看不懂，于是大量点缀好莱坞大片的那种宏大叙事的主旋律镜头和动作场面。致使观众油然而生一种，“我一看就知道你要说什么”的感觉。这是导演自身的选择错误，造成了本片观影质量的大幅下降。这就像某个伟人说的：“什么都说就等于什么都没说。”这样看起来，导演自己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一员啊。
       
       
         

影片从表面上呈现出观点百家齐放。实际上在引导着观众往沟里带。
1- 影片里很多平民可能受伤，但是偏偏只关心一个小女孩，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孩有美国价值观：她看书她玩呼啦圈。其他的人死活是不管的。潜台词是：我们谈人性和道德，前提是，你是自己人，如果不是，sorry，即使你不是恐怖分子，人性和道德也不适用你身上，
2- 英国内部开会那个女的，要么跟将军争吵的时候总是占下风；要么占上风的时候确总是显得很不近情理。导演就是能用镜头，语言，情节的暗示来引导你去判断。表面上是公平的，实际上观众已经主动产生自己需要的观点了。
3- 中国乒乓球队训练，特写眼镜男打乒乓球。为什么打乒乓球的时候要戴眼镜？为什么选这种身材的男人？你讽刺领导站姿（这真的很好笑也很形象）我没意见，那是政治角力，但是你从生物角度上来丑化亚洲人，我觉得很恶心。关键是我们去剧院看这种电影，亚洲人花自己的钱给自己洗脑暗示自己天生长得不如白种人。现实就是这么地黑色幽默。
4- 黑种人的选角。自己去看看几个角色的长相。我就不多说了，真是百里挑一。无非要给我们脑里安放一个白种人为美的审美标准。想想我5岁的时候从杂志上第一次看到白种人感觉的丑陋，到后来整个社会以高鼻梁和深眼窝为美，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成功被洗脑的个例。
5- 角色的美化和平衡。两个基层飞行员，同情心泛滥，正面角色。那么脏活总要有人干吧？英军和美军的军官这两个直接下命令开火的人如何？想象一下，一个穿军装的肌肉男下令对女孩开火，观众会不会冒火？但是如果性别改成女的，年龄在60岁左右，你感觉会不会好点？一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英国军队司令显然不可能是女的，好吧，那么就加上他给孙女买玩具的情节，温情多了吧？
这种情节，在真实战争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美国海豹突击队的狙击手Chris Kyle在自己的传记中也强调当年杀了小孩后他根本不后悔。
战争中的人之分成两种：能杀我的和不能杀我的。没有平民这个类别。
政客把事件分成两种：能让我下台的和能让我上位的。没有道德这个类别。
道德是拿来写书和拍电影赚钱的。
政客给军队立法规。士兵绕过法规杀到自己觉得安全为止。这本来都是人性，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你出版影片来美化战争，问题就开始严重了。